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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民营企业如何能够有序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制度理论研究新进展发现,在面对制度压力时,组织不只是制度环境的被动遵从和接受者,因其主观能动性还具有对制度环境的反塑作用。目前这方面研究大都认为企业家影响政策过程以\"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方式为主,而文章基于2002~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企业家已经开始有效运用\"制度化\"和\"组织化\"方式(工商联、行业协会和企业内部基层党组织),协助执政党共同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和市场化改革,这一共建共治共享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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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194个国家1996-2010的数据为基础,考察国家层面的投资者保护环境和行政环境对一国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越好,企业面临的政府行政环境越好,则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将越多,以专利形式衡量的创新产出也将越多。良好的投资者保护环境将为投资者和企业提供稳定的创新预期,有利于降低投资者和企业的风险,使投资者愿意提供创新资金,企业愿意增加创新投入,并将创新产出申请为专利。良好的行政环境将减少企业技术创新的交易成本,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并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投资者保护和行政环境是解释国家间技术创新差异的重要制度因素,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以2007~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及技术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就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得税优惠与流转税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则不明显。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与技术密集程度异质性的分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方面,所得税优惠对所有组别均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流转税优惠对除去属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组以外其他组别的激励效应均是显著的;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方面,只有流转税优惠在国有企业组和属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组的激励效应是显著的。因此,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为政策导向,优化现行税制结构,强化税收政策的针对性,同时应加强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使税收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以及调整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是提高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的关键所在。